◎ 陈 斌

        竹巷往事

        步出老兴化城的东门，在高大的城垣之下，南、北原各有一条古巷：南边的叫作“竹巷”，是全城最大的竹器产地；北边的称“发财巷”，因巷内曾有十多家棺材铺，故依谐音讨口彩而得名。发财巷已随城市的变迁消失无踪，而仍有半边留存的竹巷，却因与清代大书画家郑板桥的渊源，成为“郑板桥故居”周边一道独具韵味的风景线。
        竹巷发展兴盛于明清，它并非一条笔直的巷道，北入口在城外东大街（通泰街）的南侧，南端则东折拐弯后与东西向的“后街”连通。竹巷里的房屋多为“前店后宅”，店铺以制作、经营竹器为主，住户称为“篾匠”，最盛时篾匠店有数十家之多。除“篾匠”外，竹巷也杂居了几家“铁匠”，铁匠的打铁声与篾匠的破竹劈篾声，成为竹巷每天交相奏响的“乐章”。竹巷西侧是旧时的护城河，巷内西侧的住户多有枕河而居，甚至有的人家店、宅分处两岸，于是在家中架起方便通行的“过河楼”。这条护城河连通着沧浪河和米市河，又通过“东水关”流入城内舟楫繁忙的东市河，河流中段只有一座桥与河西相通，它便是名气十足的“古板桥”。“古板桥”的始建年代难以确证，因为原先只是铺设着几块简易木板，故名“板桥”。后来，有人出资将木桥改建为砖桥，桥名仍依古已有之的称谓，于是称作“古板桥”。
        古板桥的西首是“东城湾”，东城湾住着一些人家。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天，大名鼎鼎的郑板桥就出生在东城湾郑家巷。郑板桥本名为“燮”，字克柔，当时兴化“书带草堂”郑氏家族在城有“铁郑”、“糖郑”几支，郑板桥以本支称“板桥郑”，故成年后自号“板桥”。在郑板桥的童年旧梦里，有着太多关于“古板桥”和“竹巷”的回忆。因为生母早故，郑板桥是在乳母费氏的陪伴下长大的，费氏常背着幼年的郑板桥，走过家门外的“古板桥”，过户户编竹为业的“竹巷”，去到繁华的东大街花一文钱买饼充饥。郑板桥的脑海里无数次掠过关于“古板桥”和“竹巷生活”的温暖画面，默然在他的心底，种下了一丛绿意盎然的翠竹。成年后的郑板桥对“古板桥”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谊，于是亲自为它撰写了桥名，并刻石嵌于桥头。每当有人走过“古板桥”时，看到郑板桥先生留下的墨宝，就会明白他以“ 板桥”为号的缘由。
        郑板桥一生爱竹、画竹，源自于“竹巷生活”的耳闻目濡，他从篾匠的口中得知竹子的各类用途和高尚品格，又常在“竹巷”林立屋外的毛竹队列中穿梭游戏，与竹子形同挚友。于是，郑板桥对竹子产生了油然的爱意，并将他的爱意化于纸上、留驻在一枝一叶的墨痕之间。
        兴化本地并不产竹，竹巷所用的毛竹是从江南通过水路运载而来，竹巷里的篾匠会根据不同用途，破竹劈篾，通过一双巧手将毫无生气可言的竹竿“变幻”为各种精美耐用的竹器。在郑板桥生活的康乾盛世，竹巷一度十分繁华。就在“古板桥”东首的竹巷南端拐角处，匠人们合资兴建了一座供奉鲁班和鲁班娘娘的“竹业祖师庙”，并在庙内正殿东侧设同行业的议事场所。这座目前十分罕见的“竹业祖师庙”在民国十七年（1928）被改为兴化“竹业公所”，成为一处同行业会馆。“竹业公所”在维系和发展兴化竹器生产、协调商业事务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上的文化活动。旧时兴化城的三班庙会——“城隍会”、“都天会”和“龙王会”，“竹业公所”都会出资出力，并命名其团体为“庆福会”。
        民国时期的竹巷有多家颇负盛名的篾匠店，篾匠中以吴、葛、丁、景、花、林、胡、余、陆几姓手艺称佳，他们制作的篾、米筛、蛋篓、竹鱼篮、蟹篓等竹制品十分畅销，深受家庭主妇和菜农、渔民的喜爱。当时的竹巷也因车木匠人的加入出产各类木质农具配件和纹饰典雅的圆木器（如栏杆、桌椅腿等），比较有名有祝氏（系笔者舅祖母家）等姓。
        竹巷的繁荣维持至20 世纪末，目前仅存的半边竹巷只有“姜同兴”等几户坚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篾匠手艺。

        上池斋与鹤山堂

        作为清代“兴化医派”诞生地，中医药文化积淀深厚的兴化，历史上有五家有名的药店——“四堂一斋”。“四堂”即“鹤山堂”、“中和堂”、“复春堂”、“大生堂”，“一斋”是指“上池斋”。“上池斋”和“鹤山堂”都位于商业发达的“金东门”街区，它们与赵、魏、张等姓名医的旧宅，共同见证了“兴化医派”昌盛一时的景象。
        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上池斋”药店位于东城外东大街西首南侧，是一组涵盖明清至民国建筑风格的明式建筑群。清康熙六十年（1721），扬州人方石川为开辟兴化药材市场，举家迁兴，购得市口极好的东大街市房，创办了兴化有史记载的第一家药号——“上池斋”。“上池斋”之名是取自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中“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的典故。

        自方石川起，“上池斋”在方氏手中传承了二百几十年，这维系于其家族的经商之道。“上池斋”与许多经久不衰的老字号一样，首推“诚信”二字，其店内所售药材以“货真价实”而著称。在炮制药材上，方氏坚持“选料考究、遵古炮制、制作精良、包装美观”的理念，店内至今保存着一块“本斋拣选药料遵古炮制发兑”的鎏金字木牌，为开店之初“以诚立业”的实物见证。据传，“上池斋”煎药之水皆来自店堂东南侧的一口“上池神井”，该井水质优良，入药颇起神效。“上池神井”外便是“上池斋”的制药作坊，那里有一套齐备的古时制药工具，其中一尊瓷质乳钵现已十分罕见。
        不同于普通药店，“上池斋”在经营“丸、散、膏、丹”兼营“饮片”的同时，还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对于祖传秘方，方氏历代传人皆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重要制药环节全由本人操作、绝不外泄。过去，“上池斋”所制售的“状元丸”、“参蛤散”、“玉带膏”、“化毒丹”等疗效甚著，享誉兴化城乡及周边府县。
        方氏在经营过程中尤注重与本地名医的合作，经常与后来的赵、魏等姓名医探究诊治、选方、制药之道。另一方面，方氏常为买不起药的穷民提供免费医药，受到大家交口称赞。
        民国年间，“上池斋”店主方少泉与时俱进，将店堂大门改建上海石库门式样，并购进德国进口镜面、花砖，将店堂装饰一新；这些当时最为时髦的元素与祖传的历代书法名家题匾、木雕花罩等融为一体，形成“上池斋”韵味浓厚的文化色彩。
        由“上池斋”东行南折进“家舒巷”，巷内西侧徽派风格的古建筑群内，即另一座百年药号——“鹤山堂”的初址。经营“鹤山堂”药店的魏氏，祖籍浙江湖州，元末迁兴化城西北草王庄定居，后一支迁入城中居住。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魏氏后裔魏百泉跟随侨居兴化东城外的高邮名医赵术堂（赵海仙的祖父）学医——此后赵、魏两姓名医是推动“兴化医派”诞生的主力军。当时，魏百泉在家中首设“鹤山医屋”为人诊治，至魏百泉之子魏荫塘时，便在“鹤山医屋”的基础上创建了“鹤山堂”药店。“鹤山堂”是魏氏堂号，以纪念其先祖“鹤山先生”魏了翁。
        民国十八年（1929），魏荫塘之子魏绍堂将“鹤山堂”药店从自家宅第内迁移至商铺稠密的城内东大街“二十四块石头”附近。“鹤山堂”药店新址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楼房建筑，楼下为三大间敞开式门面；店内陈设古雅，有民国初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及兴化著名书法家魏克三等人题匾。“鹤山堂”三字金字匾额系魏荫塘花重金请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法家唐驼（常州人）所书，挂出后即吸引爱好书法者纷至来观，传为一时佳话。
        随着时代变迁，“鹤山堂”药店曾数度迁址，唐驼的题匾亦未能幸免于“十年浩劫”。相比于“鹤山堂”，“上池斋”要幸运得多，它已成为兴化第一处国保文物单位，远观其优美的弧形风火墙时，便令人低徊不已。

        风水名胜文峰塔

        兴化东城外“郑板桥故居”的大门上，曾挂着一幅板桥居士亲撰的对联，联句是：“东临文峰古塔，西近才子花洲”——以此赞美自家居住环境的优越。对联中写到的“文峰古塔”，曾经是兴化城唯一的一座宝塔，它就位于郑板桥故居东南方隔河相望的“宝塔湾”上。
        历史上的宝塔湾由兴化东城外米市河西首南岸的数座垛岛组成，一弯横跨南北的“塔桥”将宝塔湾与河北岸的竹巷、辐辏巷相连。塔桥原名“西桥”，始建于明，后因文峰塔之建而更名。塔桥西南便是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法轮寺”，募建者为僧人寂宁。寂宁募建法轮寺的宏愿在“状元宰相”李春芳之孙李思敬及其弟李思诚的支持下得以实现，根据当时的风水家所言，兴化城东南方为巽位，宜建塔以应“文明之象”。于是，李氏兄弟又出资在法轮寺内建造了高为三层的文峰塔，并将祖父李春芳的玉带镇于塔下地宫，以期兴化文运昌盛、人才辈出。
        清康熙年间，文峰塔因年久失修而垮塌，沦为一片废墟。清雍正六年（1728），画家顾同根（兴化人）有意重建文峰塔胜迹，但他深知仅靠一人之力难以如愿。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顾同根绘制了以原貌、现状和重建后盛况为主题的《文峰塔三图》，并一一题诗其侧。《文峰塔三图》很快在士绅间传开，激发了他们的爱乡之情，大家纷纷踊跃捐资，文峰塔得以重现于法轮寺中，并由原来的三层增高为五层。当时，兴化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有十余人之多，大家普遍认为这是文峰塔的重建所带来的“文运”。
        此后，将近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文峰塔再度坍圮，在乾隆后期，文峰塔仅存基址。当时的兴化读书人多困顿乡里，或仕途不顺，风水家认为应该重建东南巽位之上的文峰塔。但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虽然士绅多次申请修塔，可官府根本无心过问。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云南举人黄毓彩上任为兴化知县，他通过查考图经邑乘，采取筑堤蓄水进行抗旱，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社会经济逐渐复苏。次年（1784）正月，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黄毓彩前往高邮迎銮，他临行捐出俸银，倡议重建文峰古塔，一时从者如云。当年六月，文峰塔竣工，此次重建的文峰塔高达六丈有余，并改四面为八面，邑人顾进为此欣然撰写《重建文峰塔记》。
        清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初九，兴化城天气晴好，忽有一股飓风从西南方而来，风过之处吹掀屋瓦、刮翻船只，风中有一“怪物”飞舞，“群龙”紧逐其后，民间传说为“蒲牢（龙生九子之一，排行第四，好鸣，头像常用作钟纽）过境”。这次突发风灾（或为不明飞行物事件）导致文峰塔及法轮寺严重损毁，灾后不久，由寺内住持僧宏德法师募缘修复。清同治六年（1867），兴化知县俞麟年带头捐廉五百千倡修文峰塔，士绅百姓纷纷响应。
        民国年间，文峰塔出现倾坠现象，金山寺高僧霜亭（兴化人）意欲修复，但因故未果。有识之士深恐文峰塔日渐圮毁，兴化县知事林炳勋（林则徐曾孙）迅速召集士绅集资若干，嘱托李春芳十三世孙李竹书、李竹溪兄弟二人主持修缮工作。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文峰塔修缮完毕，士女倾城往观，人人欢欣鼓舞。
        1946 年10 月，躲过刘湘图飞机轰炸阴谋的文峰塔，因战事所需被新四军拆除。有着将近350年历史的文峰古塔，从此消失在兴化人民的视野中。

        时思寺的命运

        在市井繁华、商贾辐辏的兴化东城外大街（通泰街），原有一座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的古老佛寺——时思寺。另一说法是时思寺创建于唐代，屡败屡修。明洪武年间（1368-1398），寺僧永贵重修时思寺；至明末清初，古寺又呈衰颓之势。
        清初之时，时思寺僧人分门别户，各立房头，寺产被“房头僧”瓜分，仅存大殿未占。故而当时的时思寺虽地处人海闹市，却门庭冷落、香火凋零，景况十分萧条。笃信佛教的居士卜荣之（兴化人）为之十分焦虑，他意欲请来大德高僧重振古寺。于是，卜荣之想起了曾在兴化北门般若律院开讲《楞严经》的杭州诗僧超源（莲峰）。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在卜荣之为首的佛教信徒邀请下，超源入驻时思寺，被寄以挽救颓运的重望。
        超源卓锡时思寺后，先是凭借善男信女之力，赎买了大殿两旁的房屋，辟为东、西两序，此后又渐次拓展规模，时思寺中兴在望。然而仅仅不到三年，清雍正二年（1724），超源却因与“外护”不睦辞去了住持一职，在寄迹淮泗一段时间后北上入都。超源临行前写信给常州的僧人具宜（明开），要求他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具宜在清康熙六十年（1721）时，曾因嗣席的福岩寺遭遇洪灾，来兴寓居东广福寺募化，得到兴化城般若、龙珠、极乐诸寺的赞助；他还曾在东岳庙前“坐饿关”，向信众募得米豆一百三十石、白银三十余两。清雍正二年（1724）农历七月十七，具宜受卜荣之等人邀请到达兴化时思寺，当他看到逼仄芜杂的寺貌时，毅然以振兴古寺为己任。
        自清雍正三年（1725）春天起，具宜在时思寺开讲佛典《圆觉经》，一时听众如堵，善信云集。此后数年间，具宜又陆续开讲《报恩经》，并请高僧密印法师来讲《法华经》。时思寺因此被称作“时思讲寺”。具宜将讲经积累下的供养财物用以时思寺的兴建，他先是拆除了大殿前的围墙，改作典雅的栏杆；山门、方丈、禅堂、戒堂、客堂、斋堂等一一落成。具宜还赎买回寺院西侧房头僧瑞云居住的三间房屋，准备以此为基址修建“大悲楼”。然而，一场官司却使得具宜灰心丧意。
        清雍正十一年（1733），时思寺房头僧印川将占据的房屋卖与乡绅符万善，符万善趁机占用了韦陀殿作为通道。具宜辨理不成，将符万善告到了兴化县衙。当时的兴化知县是休宁人汪芳藻，汪芳藻起初支持具宜的正当诉求，后来迫于符万善庞大的势力网，对此事不再过问。具宜申告无果，心力俱疲，将时思寺交予徒弟道安（实经），自己则在寺中休养，协助道安管理寺务。他们师徒二人曾合力置办下东城外吉家垛上的“石恒庵”产业，使其成为时思寺下院。当年秋季，具宜因佛教“三峰派”被朝廷禁止，作《救三峰表》赴京面圣，振兴时思寺的重担落在了道安一人肩上。
        道安不负所托，重建了倾斜的大殿，建大悲楼、禅堂后楼等，并陆续赎买房头僧占据的房屋，时思寺为之气象一新。道安因病传位于弟子我祥（际瑞），正值壮年的我祥勤苦自励，用做佛事积累下来的功德银购买了顾家舍、野周庄等多地田产达数百亩，这份时思寺产业一直传至民国。当时的时思寺规模弘大，佛像庄严，僧侣众多，香火旺盛，为兴化城“九大丛林”之一。清道光年间（1821-1850），五世住持新丰（达厚）开坛传戒，法会频举，时思寺达到鼎盛。
        清同治十年（1871），有着“西南巨儒”之称的晚清文化学者莫友芝（字子偲）奉曾国藩之令赴“扬八属”搜罗劫后文宗、文汇两阁遗书，他由泰州乘舟北下，栖止于兴化时思寺。当时莫友芝偶感秋邪，几次大汗淋漓。兴化知县甘绍盘特请本城名医赵春普（字小湖）登门诊断，赵春普令速备参、附等药。可惜未待药齐，莫友芝即晕眩不能言，顷刻间卒于时思寺之东楼。
        清末民初，时思寺多被地方借用，僧人所居日趋逼仄。清宣统元年（1909），在时思寺设时思学堂，民初时改称“时思学校”（即城东小学前身）。执教于时思学校者多为地方名儒，校长为教育家许炳麟（字玉书），教师则有陈仁山、李实孙、刘建侯等。
        “文革”中，拆殿毁佛，时思寺遗迹扫荡殆尽，千年古寺化为云烟。

        四义楼和晏公庙

        在兴化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的烽烟不可避免，《宋史》中记载的“缩头湖之战”，便发生在距离兴化城东六公里的得胜湖上。因为这场宋金战争中的著名战役，“缩头湖”更名为“得胜湖”，故又称此战为“得胜湖大捷”。后人为纪念此事，明嘉靖年间的知县李世熙在划分兴化城区为二十一里时，特地钩沉历史，于东城外大街以北设“胜湖里”。
        取得“得胜湖大捷”，不得不提四位抗金英雄，他们便是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郑握、贾虎、孟威；其中，张荣有万夫不挡之勇，人送绰号“张敌万”。四位英雄被后世兴化人尊称为“四义”，在东城外小尖建“四义祠”供奉，四义祠后来改作“四义楼”；四义楼曾几度迁址，最后变成一座跨街式木龛庙宇，高悬于东城外大街之上。走过四义楼下的兴化百姓，每每仰首瞻拜四义木主时，就会联想起得胜湖上的激烈水战。
        南宋绍兴元年（1131）三月，由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郑握、贾虎、孟威领导的义军转战至兴化城东缩头湖，在湖上设水寨以守。当时，金人完颜昌（挞懒）驻扎在泰州，为解决渡江南下的后顾之忧，企图先率舟师北上，一举击败张荣义军。张荣等率义军与金兵在溱潼村（今溱潼镇）相遇，一番激战后故意败下阵来，将追兵引往缩头湖。当时缩头湖水位下降，大片泥淖滩涂裸露在外。张荣等窥此良机，乃巧用地形之利，避开少量精锐战舰，引金兵小舟驶入浅滩。金兵上当后，张荣等一齐舍舟登岸，大呼杀敌。这支义军本为渔民出身，自然不畏泥淖滩涂难以下足，而金兵本不谙水性，小船又阻于浅滩，于是瞬间乱作一团。张荣义军勇猛杀敌，金兵溺水身亡和身陷泥淖不能自拔者不可胜数。此一战，金兵大败，或死或俘者达数千之众，完颜昌率余部逃奔楚州（今淮安），尔后渡淮北撤，张荣义军成功收复淮南东路。当年四月，朝廷因功嘉奖，任命张荣为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总摄兴化等县事。
        时光流转至元末，水乡大地再次烽烟燃起，县境东部白驹场盐民张士诚与十八位弟兄起义反元，民间俗称“十八条扁担起义”。张士诚亦曾设水寨于得胜湖上，操练水军。他们“齐上戴家窑，一路兴化村”，很快攻打到兴化县城，在东城外大码头登陆。传说张士诚起义军到达兴化城的当夜，就歇宿在大码头上的“ 晏公庙”中。
        晏公庙是一座水神庙，供奉的是“平浪侯”晏戍仔。晏戍仔是江西人，他长得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平最是嫉恶如仇。元初时，晏戍仔曾以人材应选为“文锦局堂长”，后因病告归，上船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晏戍仔死后不久，乡人曾见其回到家中，当他的死期传到家乡时，大家推算之下大为诧异。众人一道开棺验尸，却发现棺内一无所有，大家一致认为晏戍仔升仙化去，便给他立庙祭祀。不知何时起，晏戍仔成了江西水神，当地人每遇船难时，只要大呼晏戍仔名字，便可神奇获救，于是晏公信仰愈发旺盛。相传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船只倾覆，晏戍仔显灵相助。朱元璋登基后，敕封晏戍仔为“平浪侯”、“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下令各地建庙立祀，晏公信仰由此盛行开来。
        兴化的晏公庙位于东城外“龙舌津（即龙津河）”头，符合保佑风平浪静的信仰需要。据说兴化晏公庙的建造者是“立鹤堂”解氏迁兴始祖解七二，解七二元末明初时从苏州阊门北迁至兴化东城外龙舌津定居，他在自家宅第外修建了松鹤道院和晏公庙。民间流传，晏公庙因驻扎过张士诚部队得到不公正待遇，朱元璋手下徐达大军攻占兴化时，曾立即下令拆除该庙。地方士绅纷纷恳求，晏公庙才得以保留，但是达成一条永久约定，即“晏王（公）庙许败不许修”。
        另外一种说法是，晏公庙是朱元璋派军师刘伯温来兴化破坏龙脉的风水建筑，晏王的方言谐音是“压王”，晏公庙正位于兴化城龙脉的“龙头”之上。兴化城的地形如一条巨龙卧于大泽之间，又出了深受江浙人拥戴的吴王张士诚，朱元璋对此忌恨在心，他要让兴化这条“真龙”翻不了身，于是命军师刘伯温到兴化城镇压龙脉。或许“晏王（公）庙许败不许修”的隐秘含义，正是兴化人寄希望于这座庙宇的早日圮毁，好让“龙头”得以抬起罢了。
        郑板桥的大弟子刘敬尹（号荔园）曾住晏公庙松鹤道院。他学绘兰竹于郑板桥，得郑氏秘法，作品常能以假乱真。他平日故作癫狂，时而着儒服如书生，时而易黄冠像道士，是一位不得志的下层文人。

        水云乡里龙珠院

        兴化古城的地形宛如巨龙卧于大泽，东城外为“龙头”所在。“龙头”之上有“龙舌”（龙舌津）、“龙颚”（小尖、大尖）“, 龙目”则点缀于“龙舌”西北方向，称作“龙珠”。“龙珠”是一方四面环水的圆形土阜，土阜上坐落着兴化城佛教“九大丛林”之一的“龙珠禅院”，俗称“龙珠寺”。
        龙珠院前身是明崇祯年间僧人元宗所创“准提庵”，起初不过僧舍数间。元宗有意将准提庵扩充为佛教丛林，但自感力不能胜，于是苦苦寻觅可担此重任之僧。清顺治十三年（1656），临济宗“天童派”高僧木陈（法号道忞，广东潮州人）来扬州净慧园说法，元宗闻讯，特请木陈来兴驻锡准提庵，将心中宏愿当面倾诉。木陈被元宗诚心打动，又喜小庵水国风光，于是欣然应允。当年冬季，木陈在准提庵内首次传戒，盛况空前，元宗庆幸得人。之后数月，浙江宁波、绍兴两地人士多次致信木陈，请其返回天童寺主持寺务，木陈不能弃祖庭于不顾，左右为难。为实践扩建丛林的诺言，木陈当即挑选接任之人。当时随木陈来兴的座下弟子共有十三人，其中一位名叫森鉴，是木陈同乡，最是老成持重，木陈有意将准提庵主持之位传于森鉴。森鉴不敢贸然担此大任，师父也不愿勉强，请于神前占卜决断。于是木陈率领十三位弟子在韦陀神前占卜，三次皆中森鉴。森鉴自知天意难违，只得接任住持一职。三年后，木陈奉召入京，被顺治帝敕封为“弘觉国师”，御赐紫衣银印等宝。
        森鉴是一位务实强干的僧人，自从师父南返后，他“苦筋骨、精戒律、招来学”，在兴化善男信女的支持下，开始兴盛准提庵的大业。当时的准提庵地处低洼，易受上官河水的冲刷，大雨后更是经常被淹。森鉴先是对庵址地基进行了培土增高，梳理周围水道，形成一方四围皆水的圆形土阜，因其地若群龙抱珠，故将“准提庵”更名“龙珠禅院”。为方便香客往来，森鉴又在龙珠院南河修造了一座高大的石桥，名为“万善桥”，俗称“龙珠桥”。经过森鉴二十余年的苦心营建，龙珠院拥有了山门、韦陀殿、正殿、左右廊庑、大悲楼、塔院、雁堂、方丈、客寮、香积厨等众多建筑，并有田产五百多亩，真正形成了丛林规模。为抵挡北来之水的冲击，森鉴在龙珠院后垒成一道土冈以护卫寺院，冈下辟四十亩放生池，池内遍植荷花，夏日荷香沁人，遂成一方名胜。森鉴唯恐院中僧人沾染佛门恶习，一意维护龙珠院声誉，他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立下《龙珠禅院海众永遵碑记》，严禁僧人触犯所列条款，违者逐出不贷。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九月，森鉴将龙珠院住持之位传予诗僧寄崖（法号元知，广东东莞人）；当年十二月，森鉴圆寂，寿八十四岁。
        龙珠院自建成以来，每逢佛诞之日，都于放生池举行盛大放生仪式，其时全城善男信女蜂拥而至，放生池内鱼鳖无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有一位名叫沈奇的恶霸对放生池内的鱼鳖十分眼馋，便伙同周忆吾、顾君美、徐五子、徐大鼻、刘暖子等三十余人前去盗抢。这些无赖将二十余条老鸦船涌进放生池，又用篙橹驱使老鸦（鸬鹚）下水捕鱼，两天间抢去大鱼数十担。龙珠院众僧苦苦哀求劝止，沈奇一伙根本不予理睬。此事引起士绅激愤，上诉至兴化县衙，要求知县张可立“严拿各犯究惩”。张可立在惩戒这伙人后，又应士绅之托写成《放生木榜》高悬龙珠院中，对入放生池捕鱼之事以官方明令“永垂严禁”，如有犯者必“重责枷示”。
        民国二十四年（1935），龙珠院大殿不慎失火，僧众合力抢救，于主佛腹内发现众多秘藏古物，其中包括清顺治十三年（1656）《开山戒录》和烧残数页的孤本《寄崖语录》。次年（1936），住持僧荫宏重修大殿。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龙珠院诸多建筑被拆毁构筑军事碉堡，张可立所立《放生木榜》亦同时被毁，古寺由此衰落。
        民国三十二年（1943），高僧震华走入残败不堪的龙珠院，他于破屋一角发现了几只朽坏木箱，打开木箱，里面竟藏有数百卷明版《大藏经》残本。这批《大藏经》刻于南京聚宝门内三山街徐可泉经坊，属于“南藏”，又镌有“广陵天宁寺藏”图章，不知缘何流落龙珠院中，居然被视若废纸丢弃一隅。震华推测，该批“明藏”可能是太平天国战乱时由扬州天宁寺转藏龙珠院，战后百废待兴，天宁寺未能及时收回，故一直留存于龙珠院大悲楼中。清光绪十二年（1886）大悲楼突遭火灾，“明藏”严重受损，故早已残缺不全，然亦堪称“镇院之宝”。
        可惜的是，珍贵的“明藏”与放生池、龙珠院一道，未能再逃劫火，永久消失在了战争的硝烟中。